比如，在李根松等诉遂昌县国土资源局案中，法院便认定遂昌县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5月23日作出的专题会议纪要构成对被拆迁户的承诺，并且构成原拆迁协议的补充。
[55] 9·11事件前，负有网络信息监管职责的联邦政府机构多有重叠，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或者监管空白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影响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与网络安全保障的效能。总结国外主要的立法经验和规制实践，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般从不可或缺性、影响广泛和严重性、威胁结构性、保护整体性等四个方面加以识别。
与非常复杂的供应链相比，审查机构的能力终究有限，因此，需要确立合规标准、加强供应商自我规制、引导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所有者和运营者建立标准化审查体系。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以下。本文将在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通过合作治理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必要与可能，具体分析为何治理、治理什么、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等问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治理对象需要系统分类指定和审慎动态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被公安机关作为保卫重点的是要害。
[99]以此对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规定从整体上形成提升安全性和恢复力的制度架构，有待加以重视和有效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国家的行政活动，还普遍纳入了城市规划行政这一类型。法治是消耗资源的，包括法律资源，而任何社会的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就有个问题，应当把这些资源放在法治的哪些方面?[7]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责任编辑：乔楠］ 【注释】 *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7]苏力：《法治中国何以可能背后：伪假定VS真命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35页。引入法治大数据，有助于实现问题指标的动态化管理，既防止部分指标的固化和滞后，也避免了关键变量的遗漏与缺失。而法治环境位于法治需求侧，是法治规划的目标和服务对象，二者之间实为供需而非同等关系。
抽样是抽取样本以推测总体的过程。2．构划实效导向的检验模型，为法治实施评估提供结果意义上的评判标准 用以检验法治实施评估效度的元/再评估已非新鲜事物，但元/再评估是从技术性角度，对法治实施评估结构、过程作出的形式性审查，其重在评估指标结构是否科学、评估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评估数据采集是否准确、评估主体意见是否客观一致等。
[35]参见刘作翔：《权利平等的观念、制度与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92-94页。法治环境评估多采取主观指标，以获取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对权利保护状态的概括判断，而主观指标易受到受访者情绪、记忆和外部场景的干扰。其典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量化技术降低了法治运作的理解成本，为决策者全面了解不同阶段、时间的法治任务完成情况提供了测量可能。为实现有效的干预调控，已有的量化法治多集中于法治实施评估，即通过指标技术建立计量性的评价标准，评测法治实施是否遵从制度安排，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完成预期目标。
其二，采用统一的计量评价标准对法治末端事务进行监控，保证了法治建设的全国一盘棋。[9]［荷］扬·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魏磊杰等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87]在法治环境评估中，质量管理不能仅依靠指标筛查，而必须向后延伸，贯穿于评估全过程。其二，抹杀成员样本的群体规模，样本结构有所失衡。
在指标设置上，错将绩效指标同质于权利指标。在技术方法上，尽管多种统计技术可混同并用，但二者在数据来源上有所不同。
抓住待评对象的身份特征，是反映评估情景，有效避免样本缺失与信息污染的关键。以法治环境评估为参照，可在结果意义上评判法治实施评估是否适当可用。
[8]要准确描绘中国法治的真实水平，判断法治资源供给与分配的合理性，我们有必要跳出既有制度的藩篱，从人民群众的视角看待、审视和评价法治的实践样态。借助法治环境评估的观察和勘验，吸收和总结来自不同权利主体的感受、体验和判断，既可有效消解当前权利话语的情绪对抗，[37]亦可吸纳权利实践中的经验做法，赋予法治中国以新的意涵。[59]参见注[20]，第83、89、90、222页。[46] 中国正在从半核心区国家步入核心区国家。例如，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在行政执法一栏中既设置执法流程细化、执法信息平台建设情况等制度指标，也设置了执法人员清理状况、违法行为投诉体验情况等绩效指标。在专项国际评估中，这一权利性特征更为明显。
[98]若能衔接大数据的资讯入口，法治环境评估或可超越技术局限，获取有突破性的成长。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调研监管缺位，数据的真伪与优劣难以辨别。
[55]参见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55-59页。[27]参见［意］皮特罗·科斯塔、达尼洛·佐洛主编：《法律的规则：历史、理论及其批评》，田飞龙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5页。
[36]Jeremy Waldron,Rights in Conflict, Ethics, Vo1.99, No.3(1989), p.503. [37]参见秦小建：《言论自由、政治结构与民主协商程序的多元构造》，《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第93页。参见［美］伊恩·艾瑞斯：《大数据思维与决策》，宫相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5页。
法治环境评估则不同，它跳出法治实施的既定框架，站在法治需求侧，以法治实效反观法治实施的执行效能，审视制度介入是否契合不同地方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传统，是否符合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切实需求。而我国法治环境数据的扩展方式过于单一，大多限于单个项目内部的数据替换或插补，即便动态管理也限于不同项目组各自的历时数据更新，既无法吸纳其它项目发现与整理的数据素材，也无法延伸出新鲜的数据挖掘方案与技术，更勿谈开发同一数据集的多重用途。[66]二是数据同质化与扩充渠道变窄。而法治环境评估则以不同权利的实现状态及权利保护的法治条件为重点。
[31]在法治环境评估开启时，我们有必要论证此类评估展开的正当性与价值所在。[21]这些用于控权的绩效指标也可以映射出权利保护的实际状态，提供判断法治环境优劣的某种参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法治评估的类型构建与精准化应用研究（17CFX051）的阶段性成果。[5]虽说这两种作法有重要意义，但却相对固定化，主要为了让量化技术与制度运作之间更加契合，确保法治建设的执行管理与监督更为精确、便利。
以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为例，该项目立项时就指明并不针对政府或政府绩效，而是对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评估，[30]把法治维度分解为免受警察的恐吓、不公正监禁的保护措施、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等司法人权问题，考察评估地区或国家能否提供便利个体自由的法治环境。更重要的是，参与评估的公众具有随机性，由无从业经历、评判能力弱的普通公众来从事精密、专业的制度考核与监督，更像是为了获取委托方的好感而贴上法治与民主标签的形象工程，这阻断了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43]然而，此类评估以官方数据为主，所得结论也多在政府内部使用，承载公众意见的指标数量不仅较少，且限于对既设制度执行落实与否的外部观察与评价。与权利保护相关的二级指标不再限于基本权利维度内部，还分布在有序与安全、民事司法等多个维度之下，二级指标占比也从2008年的43.75%上升至2017年的52.27%。[41]由于地理区位、经济水平、历史传统、非法律规则等方面的不同，不同权利主体的法治观念、权利主张和维权行为有所差别，对不同法治资源的需求层次、关注重点也不尽相同。[23] 在形式与结构不同的背后，实则蕴含着二者的功能差别。
[67]不同阶段的干扰源不尽相同，在致力于前期指标免受干扰的同时，评估者们对后续阶段的干扰因素经常视而不见，使得数据质量缺乏有效控制，统计解释缺乏信服力。此外，成员样本抽取还应当考虑到样本权重。
在功能定位上，错将目标管理想象为产品服务。数据孤岛 一、量化法治的视角转换 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46]参见鲁楠：《世界法治指数的缘起与流变》，《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27-130页。[56]［美］李殷卨、罗纳德·N.福索佛：《分析复杂调查数据》（第二版），张卓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